一篇「寫不出的時候也要寫」的文章 ── 舞台劇《對倒.時光》觀後感

麥芷琦

麥芷琦。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本科二年級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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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篇「寫不出的時候也要寫」的文章 ── 舞台劇《對倒.時光》觀後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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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以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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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倒

【一】
蒙太奇。鏡頭運用。大量景物描述。形象化的情感語言。香港著名作家劉以鬯的作品總給人一種強烈的電影畫面感。或許因為這個原因,劉氏的小說多次被改編成影視作品,如香港電台於1987年《小說家族》和1997年《寫意空間》分別製作了《對倒》和《酒徒》的電視戲,王家衛則於2000年受《對倒》啟發靈感拍成了電影《花樣年華》。時代的輪子不斷地轉,轉到了今天的香港,劉以鬯的文學最近又再一次被重新演繹,但這次沒有搬到大銀幕,而是搬上舞台 ── 說的正是由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製作、以改編《對倒》為主及《打錯了》為副的舞台劇《對倒.時光》。

劉以鬯曾說:「寫作,就是要與衆不同。」我認為,其實在任何的藝術領域,只要到達創作的程度,也應追求與眾不同。舞台劇《對倒.時光》亦承襲了劉以鬯的藝術理念,其以《對倒》作為故事基調(《打錯了》融進了《對倒》,成為其情節一部分),但又在此之上借用董啟章的〈對倒《對倒》〉評論創作框架構建了第二層的故事,形成了兩條不同時代的發展支線:第一條發生於「舊香港」(按文本為70年代的社會),人物是原著的淳于白和亞杏;第二條發生於「近未來」(可理解為今天的社會),人物是黃思進和藍丹丹,此亦是為改編注入新元素的重要部分。

形式之於劉以鬯的文學十分重要。《對倒》的靈感就是來自一枚一正一負對倒相連的郵票,由此發展出對兩個思想心態南轅北轍的陌生人的雙線平衡敘述,劉氏最後亦以這結構形式作為小說題目。舞台劇的「舊香港」支線主要是循原著的「對倒」內容發展:淳于白是個在1949年從上海南來的老人,滿懷憶舊情緒;亞杏是個生於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少女,滿懷浪漫世俗理想。「近未來」的「對倒」內容則是舞台劇創新的地方:從內地到香港留學的藍丹丹是個「港漂」,她和南來的淳于白背景相似,但不像淳一昧緬懷過去,她很少提到在家鄉的日子(我記憶中是完全沒有),更渴望找到《對倒》中亞杏對這城市美好幻想的蹤跡;黃思進是個「深漂」,他本是個和亞杏一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,但因爲種種社會問題(樓價太高、被禁足旺角)而輾轉落腳深圳,倒又變成如淳于白般的異鄉人。

正如劇團宣傳稿形容此舞台劇為「原著的下集大結局」,黃思進和藍丹丹其實是淳于白和亞杏的現代延續版本,但有趣的是,二者的命運又形成了一個循環:異客不再懷舊情,渴望成為本地的一份子;本地人不再對土生土長之地存有希望,決定離開,成為他方的異客。究竟是怎樣的世代才會使人們產生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?上世紀70年代,劉以鬯筆下的香港是一個畸形社會,城市外表風光卻內裏空無,人們長期活於焦慮之中,或用回憶脫離現實(如淳于白),或用幻想來填補寂寞(如亞杏);四十多年後,小說所反映的社會問題(如標籤化、物化現象、人際關係的疏離)仍在,且有每況愈下的趨勢。更可悲的是,時下人們的不安已不能再用回憶或幻想來撫慰:藍丹丹沒有如淳于白對故鄉的執著 (或許故鄉根本沒有值得回憶的事),她寧願把目光轉移到陌生的香港,希望尋得《對倒》所描述的昔日風景,卻發現「屬於那個時代的一切都不存在」;黃思進對香港的將來沒有期盼,就如他費盡心力也無法修補那個穿了洞的城市模型,幻想之於他已不能安慰心中的絕望,所以才一走了之。如果《對倒》形容舊香港為「一棵無根的樹」,那麼舞台劇呈現的時下社會就是「一棵無根的枯樹」-- 這結論之於現實十分貼切,但亦十分悲哀。

日前,我看了一個介紹劉以鬯文學的清談節目。當嘉賓論及改編自劉氏小說的作品時,作家張婉雯對好的改編進行了這樣的描述:「改編某程度上是再創造,改編者一定要放入自己的元素。」若以此標準衡量《對倒.時光》這個作品,其在回顧劉以鬯經典小說的同時,又借原著結構審視當下,道出了現今世代的悲歌 ── 此改編無疑是成功的。

  • 圖片出處:前進進戲劇工作坊;攝影:張志偉
  • 圖片出處:前進進戲劇工作坊;攝影:張志偉

【二】

「情緒不好時,要寫。病倒時,要寫。寫不出的時候,要寫。」── 劉以鬯《酒徒》

以上文章是在我「寫不出的時候也要寫」的情況下完成的。

最近頭痛欲裂,尤其是看舞台劇的時候,腦袋痛得不能集中。因此常常表演結束後,我也一臉惘然,就和不曾看過一樣。六月十六日。記得看罷《對倒.時光》的當下,心情雖有所起伏,但無法形容出自己的感受;一旦試圖回憶和思考舞台劇的情節,頭痛便會發作,所以不敢再細想下去。

由看完戲那天計起,距離藝評截稿有兩個星期,時間其實充足。但因為回憶不了自己看了什麼的關係,我遲遲也未能下筆。

十三天。十天。八天。五天。日子在無情地倒數。不可以再這樣下去。某一晚,我迫自己坐在電腦面前,如通宵被審問的犯人,努力回想《對倒.時光》的片段、深刻的情節,不寫點東西出來就不能睡覺。徹夜未眠,但記得的只有旁枝末節,甚至談不上和舞台劇有什麼關係:我討厭到牛棚這個地方,因為沒有一次不迷路;劉以鬯去世的那天,我接收了大學文學社的一堆舊書,當中有張愛玲、魯迅、胡適、三島由紀夫,就是沒有劉以鬯;我一直也很喜歡劇中一個演員,很後悔因為怕被煙燻而沒坐到第一排,不然謝幕時就能更近距離看見他;一個女演員不時口吃,另一個女演員的聲音則低沉而有磁性,使我想起《花樣年華》的張曼玉。

翌日,我刪了前一晚所寫的全部內容。

死期迫在眉睫,我竭斯底里地到網上查找資料。《文學放得開:思念劉以鬯》。《小說家族之對倒》。《寫意空間之酒徒》。《劉以鬯與香港現代主義座談會》。江曉輝的〈淺析對倒〉。〈存在主義對劉以鬯對倒的影響〉。吃飯時迫母親和我重看的《花樣年華》…… 自己想不到,只得借助外物,寫出一篇至少像樣的文章來。

截稿前倒數第三日,在吃了一顆止痛藥後,我再一次下筆寫作。十五分鐘後,藥力開始發作。我不斷告訴自己,我不是我。抽離。把自己的頭放進抽屜。腦袋停止運作。馬克思和異化勞動。再抽離。潘金蓮做包租婆。病倒時要寫。今日吾喪我。二百三十元。剎那間,我麻木了,腦袋也不再痛。

之後,我花了三個夜晚,寫成了以上的觀後感。

對不起前進進戲劇工作坊。《對倒.時光》理應是個出色的表演。對不起編輯。寫不出的時候也要寫理應是我的責任。謝謝你劉先生。如果這篇文章沒有把這部分寫出來,就沒有意思了。

天亮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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